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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当下影视剧看民国文化知识的缺失

作者:发布时间:2016-6-4 19:27:47 浏览次数:

旧时市景


旧时市景


讲座结束后赵珩(中间白衣者)与读者朋友合影


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挂匾


  时间:5月22日下午

  地点:北京青年报社大厦20层会议室

  主办: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

  主讲:赵珩 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、编审

  5月22日下午,在本报二十层会议室,天天副刊有幸请来从事文化史、北京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赵珩老师,他以新书《百年旧痕》(三联版)为切入口,做有关“百年北京”的讲座,一百多位本报读者朋友到场聆听。让赵珩老师惊讶的是,来的多是对古都风貌怀有兴趣的八零后九零后。会场秩序极好,两个半小时内几乎没有任何嘈杂声音。赵老师自称“人来疯”,主旨讲话之后,不怕疲劳,又回答了二十多位朋友的提问。

  上海才叫黄包车,北京、天津、广州都不这么叫

  今天大家了解旧时北京,最直接的渠道就是影视剧,可恰恰今天的影视剧所反映的历史和生活场景是不真实的。上世纪80年代拍反映百年生活的影视剧可能错误率在20%-30%,但今天的正确率还不到20%-30%。随着时间推移,很多东西被人们淡忘了,很多东西从我们的视觉中消失了,从生活场景、服装到语言,都很难还原那个时代。但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做不到,而是不去做。

  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俄罗斯曾经和法国合拍过,美国单独拍过,都是拍得极致,用心良苦。整个俄国上层贵族的生活,小到舞会上人们的服装,服装上用的花边,首饰的镶嵌方法,都要绝对进行严格的考证,不会胡来。日本很多反映近四百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也都做过极其严谨的考定,就是服装上一个钮扣的位置,所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真实的。

  我们拍清末民初的影视剧,经常有门口挂匾的,姓张的挂块匾写着“张府”,姓李的挂块匾写“李府”。把自己家叫府,还挂一块牌,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,醇亲王府、恭王府也不挂匾。

  人力拉的洋车和三轮车,电影电视剧里一律叫黄包车,这也是完全没有的。北京从来没有过黄包车的称谓,上海有,黄包车就是连人带车的一个统称,你需要雇车招呼一下,拉车的人就拉着车过来了。在北京人力车时代叫洋车,也是连人带车的统称。洋车来自日本,盛宣怀考察日本的时候,从日本带回了洋车。开始洋车的轱辘没有轮胎,和地面的摩擦力很大,拉起来吃力,后来用了英国邓禄普轮胎,人力车就不那么吃力了。1940年前后北京的洋车统统换成了半机械化的三轮车。天津地区叫“胶皮”,邓禄普的轮胎就是胶皮。在天津叫黄包车、洋车、三轮都是错的。在街上招呼“胶皮”,拉洋车和蹬三轮的就会出来。在广州叫车仔。这些小问题反映了时代的真实。

  男士的西服裤子,裤口卷边不卷边也有历史原因

  再比如反映上世纪40年代末反饥饿、反迫害运动,女学生还穿五四时期的服装,上衣是月白色喇叭袖小褂,下面是黑裙子,实际上30年代以后街上就已经找不到这样装束的女学生了,这样的装束是在五四运动前后,至多持续到20年代末,40年代是没有人穿的。另外,今天的一些流行语甚至网络语言也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影视剧里面,这都是不正确的,属于低级错误。

  旗袍的样式反映不同的时代。1929年,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,对旗袍有很大的改良。1929年前后,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出现了一种盖到脚面的旗袍,称之为扫地旗袍。旗袍在什么时候变长,什么时候变短,短到什么程度,有袖子与无袖、下摆开衩的高低,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色。

  还有男士的西服裤子,裤口卷边不卷边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男人的西装裤是卷边的,1941年以后都是不卷边的。为什么?因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,美国参战,开辟第二战场,美国政府倡议节约每一寸料子支援前线,法定西服裤子不许卷边,因此,那时候世界男士的西服裤都不卷边了。1945年二战结束,很多人就又恢复了裤口卷边。

  再说屋里的陈设。影视剧中表现清末富贵人家常在屋里摆上唐三彩,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们知道唐三彩是很好的艺术品,但是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,中国人无论多有钱都不会摆,因为唐三彩是冥器,在人们眼中是不祥的。为什么后来又摆?因为英美人没有这样的理念,他们觉得这是艺术品可以摆出来欣赏,中国人效仿,所以五六十年代有的人家里摆出来了。

  烤鸭大家都很熟悉,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但一个表现清末时期的电视剧,说“我请你吃烤鸭”,就是大错特错的。因为清末时还没有“烤鸭”这个名词,40年代以后才有,没有烤鸭的时候叫“烧鸭子”。

  影视剧任意涂抹历史,只知道娱乐搞笑,如何破解?

  关于社会生活史的学问,过去我们不重视。真正对社会生活史重视起来是将近一个世纪前,欧美先重视起来,我们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和重视也就是近些年的事情。

  什么是社会生活史?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,也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理念。今天想了解宋代的社会生活史,关于北宋可以看《东京梦华录》,关于南宋可以看《武林旧事》、《梦梁录》,再晚近些的可以从明清笔记中了解。

  社会生活史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,正是由于社会生活表现出的这些现象,反映了一个时代真正的政治背景、价值取向、思维方式。所以我想谈社会生活史,要谈到历史背景,社会生活表现的形式和整个历史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。

  80年代初是传统媒体的时代,这个时期人们对新闻、政治信息的获取,以及健康、营养等等各方面的知识获取都是通过报纸、电视等传统媒体。到了互联网时代,新媒体、自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,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体验。很多东西会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和丰富,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东西。

  有人问我,当前影视剧任意涂抹历史,只知道娱乐搞笑,对年轻人有误导,如何破解?实话说,我没有办法破解,很多影视文化都是商业化运作。男人、少爷好好的西服把袖剪了,大西服领,那是胡来,哪有带领的西服背心?还有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女士穿马靴马裤、戴鸭舌帽,那是女流氓,当时没有这样的打扮。我们看今天的电视剧,先不说语言称谓,最直接的错误就是服装,我们的编导太没有文化了。

  有一次,我在北大给德国汉堡大学的访问学者讲课,他们说请赵先生给我们讲讲中国文化的深度,比如中国服饰文化等等。我讲了一个故事,一个王公子弟有文化,也有钱。他到别人家赴宴,那时吃完饭需要漱口、洗脸、更衣,所以出门都带着下人和衣包。这位先生去的时候衣着非常朴素:秋香色长衫,长衫是本色暗花,衣料非常讲究,长衫下摆从下往上斜一枝含苞待放的玉兰。饭后,其他客人都换了衣服,就这位先生看上去没换。是没换吗?不是。你仔细观察会发现,他衣服下摆上的那枝玉兰全部绽放了。他的两件衣服同样样式,只在细节处变化,讲究至极。

  有人说电影《老炮儿》很俗,我觉得也不能那么说

  北京有很多骂人话会省略一些字,比如你大爷的,有时候把“你”省略了,这是北京高妙的骂人方法。电影《老炮儿》反映了社会的一个层面,实际上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完全地代表北京,任何层面也都是北京的组合部分。因此,老炮很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北京阶层和群体,但是不能代表北京的全部。

  《老炮儿》电影中出现了二百多次抽烟镜头,有人开玩笑说应该颁一个最脏烟灰缸奖。其实我觉得电影中不一定非得出现这些镜头,但有些文学作品没有这些又不能更形象地反映历史真实,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。有一些影视剧采取口头保存对话中的粗鄙词句,字幕上却删除的办法,也是一种方式。其实老炮的定义也存在很大争议。比如不肯上山下乡的就是“泡”。现在这些过来人活着的时候对此还有争议,以后他们去世了争议会更大,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,很难证实。

  王朔的小说,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是他的小说却有时代文学的价值,将来在文学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,因为那确实是划时代的文字。

  我不赞成“老北京”的提法。什么人算老北京?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算老北京?还是明清、民国时期的居民算老北京呢?这很难用时间划定。我在北京算四代人,但是四代之前也不是北京人。所以“老北京”可以说是一种戏称而没有标准。有的几代人住在北京,对北京不热爱也不了解,我看也不能说是老北京。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居民,实际上都是流动而多元的。

  还有京味文化的问题。最近我们也提倡京味文化,但我不太赞成这个提法,京味文化这个“味”比较肤浅。北京是个多元化的城市,有宫廷文化,有士大夫文化,也有市井文化,不能以京味来代表北京。我认为还是叫北京文化好,而不叫京味文化,不能说北京只有宫廷文化而忽视市井文化。北京住着各个社会层次的人。虽然他们生活在一块土地上,但生活方式不完全相同,所以很多领域是别人没有涉及的问题。关于“老北京”应该这样理解,只有真正了解这个城市、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与历史,热爱这个城市并为之做出贡献的人,都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。

  现场提问

  提问一:请问老师如何看待现在北京市老旧胡同的改造问题,迁走原住民,都改建成锣鼓巷或者酒吧街那样的?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?

  赵珩:南锣鼓巷的形成应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,可以这样讲,没有中戏的存在就没有南锣鼓巷。中央戏剧学院是南锣鼓巷发展的前提。当时中戏师生需要休闲,在棉花胡同附近的南锣鼓巷开了很多酒吧和小饭馆。这些咖啡馆小饭馆布置得既时尚又富有情调,非常吸引年轻人,后来逐渐扩大发展成今天的南锣鼓巷。

  南锣鼓巷这个地方称为蜈蚣背,中间是蜈蚣的脊背,棉花胡同等等都是它的爪子。北京从历史上来说是“东贵西富”,东城大宅门比较多,南锣鼓巷的周围都是大宅门,后来经过“文革”,很多大宅门不存在了。今天的南锣鼓巷是臆造的景观,不能代表旧时代北京文化。

  提问二:赵老师能否用一句话概括旧时的北京?旧时的北京旧到什么程度?

  赵珩: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完全用一句话概括,但是我想对你说这样一句话:历史没有假如,生活不能复制。旧时的北京很多东西已经成为过去,今天的北京也会在今后成为历史。当我们今天赞叹一百年、二百年、三百年前所创造的文化遗产时,我希望我们可以为两三百年后的人多留一点值得赞叹的文化遗产。

  提问三:我想问,像北京城中心有没有可以让老百姓过现代化的生活、不至于蜗居在狭小的空间、不会担心被拆迁,又有北京味道的地方?

  赵珩: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想法很好,但是很难做到。我们在西城建金融街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东西,就是齐白石故居,现在看起来不伦不类,变成了沙漠中的孤岛,跟周围环境不匹配,也是不像样的。

  我再举一个例子。今年是我国邮政成立150周年,我们在东城区小报房胡同花了很多资金修复了北京的第一个邮局,但时隔五六年就因为各种原因拆掉了。我们做过,我们失败了,现在很难保证一个区域能够抗拒经济大潮,文化让位给经济,这是没有办法的。理想主义非常好,但是理想主义很难实现。

  我不赞成把北京变成一个让人们没有任何生活,只是供人们观瞻的地方。我也不希望把城市变成一个秀场,还是应该作为生活的所在地。随着经济飞速发展,我们现在回到新常态,在新常态发展的情况下,我们的社会应该趋于理性和正常,应该逐渐地有所好转,但是难度很大。

  提问四:您能讲讲燕京大学旧址船板胡同那边的变迁吗?

  赵珩:老的燕京大学一部分给了后来的26中。后来名义上是三体合一的燕京大学,实际上各在各的校址,有的在通州,有的在灯市口,有的在船板胡同。之后经过司徒雷登很长时间的运作,才将几个校园合并为燕京大学,这些老地方的学校也就慢慢地不复存在了。

  提问五:请问赵老师,我们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新文化的发展上,到底丢了什么?致使今天我们感觉自己没文化?

  赵珩: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课本上读到这样的内容,我们的城市正在飞速发展,工厂冒着浓浓的黑烟,说明这是在生产,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城市污染的问题吗?工厂冒浓浓的烟,这是好事,这是我们的生产在蒸蒸日上,这是一种繁荣的景象。可是恰恰没有想到带来的就是城市的污染,波及我们今天受罪的雾霾都跟工厂冒烟有密切的关联。

  我们在发展中会带来很多的问题,我们在得到之中也会失去很多,但是我觉得这里潜在地存在一个文化的问题。确实我们的文化意识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,很多的东西失去了十分可惜。我们丢了文化,丢了文化会产生浮躁。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浮躁,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时不算太晚,因此可以说,文化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。

  提问六:去年东城区政府在东便门附近恢复了一块绿地,报纸上说是漕运码头公园。您刚才说的那个漕运码头是旧北京在明代、清代的漕运码头旧址吗?

  赵珩:那个码头很大。从东便门经过朝阳门,可以一直延伸到东直门。有海运仓,有东门仓,南门仓,北门仓,不同的货物停靠在不同的地方,不是就那么一小块地方。最早的漕运码头在积水潭。如果没有漕运的话,北京的物资供应就太差了。不同的东西归不同的仓储,当时的漕运是逐渐地南移。

  提问七:胡同是北京城市生活重要的部分,但有些院子搭建和改造得比较乱。这些年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购买整套四合院进行修复,但是修复好的四合院不太会向外人开放。我觉得这和建筑本身的保护和胡同文化的流传,是有一些冲突的。

  赵珩:我们做过有关胡同保护的问题,北京的文物局为此做了很多工作,但总是屡战屡败,令人感到很悲壮。现在大部分的胡同住房被出租给外地到北京打工的人。他们住得很拥挤,这些人保持不了北京胡同的特色。有钱人买下一个宅院,我觉得那不是文物保护,因为他把原来的东西打掉重建,按照今天的生活标准来享受。


北京的胡同平房有不舒服的地方,今天买四合院的人如果把门封起来,想过原来的胡同生活,实际上是办不到的,因为北京已经没有那样的生活氛围,他们也没有办法恢复那样的生活氛围。在那样的院落里,他们不能看到蓝天上飞过的鸽子,不能听到鸽哨,听不到胡同里叫卖的声音,听不到晚上的吆喝声,听不到房头上野猫的叫春声,老人的咳嗽声和黎明时刻婴儿的啼哭声。没有这样的生活氛围,即使复制了空房子,享受的是什么?


  提问八:我很喜欢北京,前几天去南锣鼓巷很失落,那么最原汁原味的北京文化到哪里可以感受到?

  赵珩:南锣鼓巷代表不了北京,那是一个臆造的场景。今天的北京很难找到原来北京的氛围。推荐你去景山东街,秋天的黄昏,在景山的红墙外,踏着秋天的落叶走一走,很安静,可能会找到一点旧北京的感觉。

 来源:北京青年报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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